现代大陆中国人的历史观中有一句广泛接受的“格言”,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。
查了一下,这句格言来自一位臭名昭著的纳粹,约阿西姆•派普(Joachim Peiper)。这个呢称为约亨(Jochen)的德国人,曾是纳粹最年轻的党卫军上校。他的全话是“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,但是,亲历者知道全部真相”。1947年,派普上校因为战争罪行被判处绞刑。后来侥幸逃脱。

党卫军上校派普

党卫军上校派普
党卫军不是举世公认的史学研究机构。
对中国人历史观影响甚巨的派普上校的语录,有一个很大的逻辑漏洞。既然失败者不能书写历史,非胜利者的历史就不应当存在。那么,为什么第三帝国和极权国家始终在查禁不应当存在的历史呢?
原来历史是所有人共同书写的。只不过,在有些体制下,不是所有的历史都可以付印,发表。因此,为了保证公开传播的历史服务于某种伟大的理想,审查制度应运而生。甚至连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也不能免俗,民国就曾引进这样的制度。
现在的历史记录显示,1934年,在民国饱受诟病的书报审查制度下,居然有22种介绍苏联制度,14种详细介绍苏联计划经济的书籍,被允许出版。我们知道1934年,派普先生还不是党卫军成员,尚未发表他那句名垂青史的格言。因此,民国的书报审查制度,自然缺少一点理论的养料而有欠严谨。此后的统治者,自然从中吸取了深刻的历史教训。当然,相对于书写历史,控制印刷销售,才是关键的关键。
查禁,反而会为禁书作最好的广告。《金瓶梅》的流行,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历代查禁运动。
一个笃信历史决定论,誓言在革命先锋队率领下,用最先进制度解放全人类的社会的组织,把曾经因为被判处绞刑的德国纳粹上校,升格为国民思想资源的重要提供者,是不是可以算“特殊的历史进步和必然”呢?
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,这件事证明,胜利者书写历史不很全面。比如,我们很难把战败后被俘,并被判处绞刑的党卫军上校,归类为胜利者。而不剥夺派普上校自由书写的权利,也是胜利者之所以胜利的原因之一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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